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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绛和文人们的友谊

   杨绛出身书香门第,她的父亲杨荫杭和公公钱基博都曾被晚清状元张謇称作“江南才子”,杨绛还曾调侃说:“我特别有缘,从一个‘才子’家到又一个‘才子’家。”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,所交往的可以说是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了——这一点,在杨绛的朋友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。

藏着陈衡哲的小秘密

陈衡哲年长杨绛21岁,按理说应该是两代人,但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杨绛在《怀念陈衡哲》中这样写到:“我并不觉得她有多么老,她也没一点架子。我们非常说得来,简直无话不谈。也许她和我在一起,就变年轻了,我接触的是个年轻的陈衡哲。”

今天提起陈衡哲,可能有许多人不了解她,其实陈衡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,早年留学美国,回国后任北大西洋史教授,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教授。陈衡哲还创作过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,当然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争议,长期以来被公认的是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然而早在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一年前,陈衡哲就在《留美学生季报》上发表了白话小说《一日》。

杨绛初识陈衡哲是在储安平家,1949年春,任鸿隽和夫人陈衡哲到上海定居,储安平准备在家里为他们接风。当时储安平已经离婚,家里没有女主人待客,储和钱钟书夫妇熟悉,于是便委托杨绛帮忙招待女宾。

请客那天客人到了不少,摆了满满两大桌,但女宾却不多,除了杨绛外,只有陈衡哲和黄郛(国民党要人)夫人。陈衡哲和黄夫人显然是极熟的朋友,在饭桌上总是窃窃私语,说杨绛非常像黄夫人去世的妹妹。那天晚上黄夫人对杨绛非常热情,后来还接杨绛到她家去过一次,送给杨绛一大捧带露的白蔷薇。杨绛说黄夫人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“看见了与亡妹约莫相似的影子”,她觉得自己“就好比《红楼梦》里‘五儿承错爱’了”。

此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去陈衡哲家拜访,杨绛家附近有一家有名的点心铺,卖的鸡肉包子皮暄、汁多、馅细,味道也好,于是便带了一些去陈家,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。当时杨绛在震旦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,日子过得很轻松,而钱钟书工作忙,于是杨绛便常去找陈衡哲聊天,去时总忘不了给任鸿隽带一笼包子,“因为任先生吃鸡肉包子吃出了无穷的滋味,非常喜爱”。

杨绛与陈家有亲戚关系,按辈分陈衡哲是“长辈”,但杨绛总是当面称呼她陈先生,写信称莎菲先生(陈衡哲笔名莎菲),背后就直呼其名,而陈衡哲却要她叫“二姐”。杨绛在陈衡哲面前非常自在,既不是“承错爱”的五儿,也不是长辈和?”驳墓叵?,就像忽然相逢的好朋友。陈衡哲夫妇也没把杨绛当外人,有时夫妻俩吵闹,陈衡哲把身体撑成一个“大”字挡在卧室门口,不让任鸿隽出去,任先生想从一边突围,但没有成功。陈衡哲得胜,笑得很开心,任先生虽然输了,但也笑,杨绛在一边也跟着笑,他们不嫌她,杨绛也不觉得尴尬。

陈衡哲、任鸿隽和胡适是留美时期同学和好友,据说胡适和陈衡哲还有一段“绯闻”。上海快解放时,胡适去陈家,钱钟书和杨绛也去陪客,照例带了刚刚出笼的鸡肉包子。当时的情况很微妙,南京政府败退在即,杨绛和钱钟书打定主意留在大陆,陈衡哲夫妇也倾向于不走,胡适却不便留下,他这次来实际上是和陈衡哲夫妇道别的,大家都明白,这一去可能就是永别,但都心照不宣。

杨绛在文章里曾记述了她与陈衡哲之间的一个秘密,两人单独在一起吃“便饭”,期间陈几次欲言又止,又忍不住要说,最后她问杨绛能不能保守秘密,连钱钟书也不能告诉,杨绛答应了,于是陈衡哲便告诉她一件事。这个秘密杨绛一直藏在心里,谁都没有说过,后来杨绛在《怀念陈衡哲》中说:“事隔多年,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。我记住的,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,且谈且笑的情景。”杨绛说“淡忘”大概是为尊者讳,陈衡哲说的那个“秘密”很有可能是陈与胡适之间的故事。

杨绛与陈衡哲面对面的交往只有几个月时间,但她们之间的通信却长达十几年,直到文革前后才失去联系。1976年1月,杨绛从报上知道了陈衡哲去世的消息。

与钱穆先生同行

史学大家钱穆与钱钟书同属无锡钱氏家族,1930年代初,钱穆曾与杨绛有过一次交往,多年以后,两人都曾撰文忆及此事。

1933年初秋,杨绛与钱钟书在苏州订婚,钱穆也参加了这个订婚礼。杨绛刚刚考取了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,马上开学,钱穆当时在北大教书,暑假后也回北平,于是钱基博便将杨绛介绍给钱穆,并请他带杨绛同行。

钱穆和杨绛坐的是三等座,两人还不熟悉,对坐车上,没什么话可说,钱穆问什么,杨绛就答什么,就像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。杨绛吃不惯火车上卖的油腻食品,带了一些水果和饼干,她请钱穆吃,但钱穆很客气,躲到一边去了。中途到站停车,站台上有小贩兜售油豆腐粉汤之类的小吃,杨绛看见钱穆站在那里捧着碗吃,一点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样子。

从苏州到北平有三十几个小时的旅程,非常无聊,火车过了安徽滁州,窗外景色逐渐荒凉,没有山水,没有庄稼,没有村落,只有绵延起伏的荒野,过了蚌埠,依旧如此,杨绛不禁叹道:“这段路最乏味了。”杨绛的抱怨打开了钱穆的话匣子,他对杨绛说:“此古战场也。”然后讲述了哪里可以安营,哪里可以冲杀,尽管都是些历史上的旧事,钱穆却讲得有声有色,让杨绛陡然而生思古之幽情,后来她在《车过古战场》中说:“经他这么一说,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,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。”

车进山东境内,钱穆谈兴更浓,他指点着远处的抱犊崮,告诉杨绛民初临城劫车案的经过,还讲了抱犊崮的来历,由于山是平顶,四周皆悬崖,不怕丢失,所以附近乡民便将牛犊抱上山来,让小牛自己吃草长大。杨绛可能不太相信这个说法,因为她在文中有“我忘了小牛怎么下岗,大约得等长成大牛自己下山”之类的话。

到北平后两人就分手了,从此没有见面?:罄囱铉M当逼胶退罩?,每当路过“古战场”,就会想起谈风有趣的“宾四(钱穆字宾四)先生”,还有他讲的那些事情。

傅雷的赞赏

翻译家傅雷是杨绛的同行,也是她的朋友和兄长。

杨绛的翻译生涯源于清华时期,当时她是外文所的研究生。有一次外国文学教授叶公超请杨绛吃饭,叶也是钱钟书的老师,作陪的是清华才女、后来成为陈梦家夫人的赵萝蕤,当时杨绛猜想,这是叶先生要认认钱钟书的未婚妻吧?不久,叶公超又把杨绛叫来,要她翻译一篇晦涩难懂的政论文章,说是《新月》要用,杨绛又猜,这是叶先生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吧?杨绛大学虽然读的是政治系,但对政论却毫无兴趣,最后勉强交卷,没料到叶公超看过后却说很好,不久就在《新月》发表了,这是杨绛的第一篇翻译作品。

抗战胜利后,储安平创办了大名鼎鼎的《观察》,向杨绛约稿,杨绛正在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《世界公民》,于是便译了其中一段交差。这是一篇极短的散文,名字叫《随铁大少回家》,杨绛感觉译得不好,但傅雷却非常欣赏,杨绛以为傅雷是客气,便谦逊了一番。傅雷忍耐了一分钟,随即便沉着脸发作道:“杨绛,你知道吗?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。”傅雷的赞赏对杨绛是个极大的鼓励,多年以后,她对此事还是念念不忘:“我实在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。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,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。”

杨绛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认识傅雷的,她和钱钟书在好友宋淇家里初次与傅雷夫妇见面,从此成为朋友。杨绛与傅家住得很近,晚饭后经常与钱钟书一道去他家夜谈。当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,白色恐怖压的人喘不过气来,杨绛后来回忆,只有在傅家朴素优雅的客厅里和朋友们谈天说地,才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,打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和苦恼。1970年代末,傅雷的儿子傅聪回国探亲,还和杨绛谈起当年傅家的夜谈:“啊呀,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!”

傅雷是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,总认为自己的翻译笔法呆滞、无趣,他向杨绛和钱钟书请教,说是熟读了老舍的小说,但也没达到老舍般的幽默。杨绛和钱钟书劝他多读一些作品,熟读一家还是不够的,每当这时,傅雷总是叹息自己读书太少——有人总爱说傅雷狂傲,其实是没有看到他谦逊的一面。

1949年后,杨绛和钱钟书去北京工作,和傅雷见面的机会少了,但仍然书信往来。1963年杨绛到上海探望生病的妹妹,顺便看望了傅雷夫妇。这次见面,杨绛向傅雷请教了一个专业问题,她一直厌恶翻译作品中外国名字的佶屈聱牙,设想将它们一律中国化,和傅雷谈过后,这个“大胆创新”却遭到他的否定:“不行。”至于为什么不行,杨绛在文章中没有细谈,想必傅雷自然有他自己的见解。

第二年杨绛又去过一次上海,但行程匆匆,没来得及去傅家拜访。1966年9月3日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傅雷夫妇在寓所双双自杀,几年前的那次相会,应该是杨绛与他们的最后一面吧?

Tags:杨绛、文人、友谊 责任编辑:华宇娱乐平台在线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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